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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彤:全面抗戰時期浙江的稅收改革及成效分析
2020年06月28日

  七七事變后不久,杭嘉湖地區淪陷,當地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為改善經濟環境,增加稅收,浙江省政府實行了戰時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學術界關于戰時浙江稅收改革的專門研究未見著文,本文對浙江的戰時稅收改革及成效進行梳理與探討。

  一、稅收改革背景

  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11月5日,日軍從杭州灣登陸,嘉興、湖州淪陷。12月24日,杭州淪陷。至此,浙西地區共1市14縣被日軍占領,臨安、孝豐、安吉等縣也曾一度甚至幾度淪陷。

  11月中旬,浙江省政府各機關陸續遷至金華。12月7日,再次遷往永康。在日軍鐵蹄蹂躪下,浙江省政府機構幾乎處于癱瘓狀態,經濟也破敗不堪。因此,浙江省政府面臨著嚴峻挑戰,解決財政壓力迫在眉睫。

  杭嘉湖地區是浙江經濟最為富庶的地區,淪陷后這些地方的田賦、營業稅等稅收先后喪失,省政府財政收入隨之大量減少。此地區的賦稅收入,占全省總收入的一半,也就意味著省財政收入減少了近半數。僅以田賦一項為例,每年浙江省的田賦正稅及附加應征為1200余萬元,浙西各縣被日軍占據后,應征額隨即減少了600萬元。與此同時,省政府的開支卻反而增大,以軍費為例,如1939年度浙江省的支出預算總額為4200萬元,其中最大支出項為軍費,合計為1400余萬元,占全部支出的1/3多;此外,十年前協助費占總支出的2%—3%左右,1939年增至17%。因此,政府機構要正常運轉,就必須進行財稅改革,增加財稅收入,以解決財政困難。

  二、稅收改革舉措

  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實行中央、省、縣(市)三級財政收支體制。七七事變后,為了集中全國財力,1941年11月8日,國民政府頒令《改訂財政收支系統實施綱要》,財政收支分為國家財政與縣(市)自治財政兩大系統,省財政并入國家財政系統,將原本屬于地方稅收的田賦、契稅、營業稅收歸中央。

  1941年11月8日,國民政府頒令《改訂財政收支系統實施綱要》,財政收支分為國家財政與縣(市)自治財政兩大系統,省財政并入國家財政系統,將原本屬于地方稅收的田賦、契稅、營業稅收歸中央。

  在中央財政體制改革之前,浙江省政府頒布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十條作為施政準則,其中第三條是稅收方面的,規定:務求公平為原則,嚴禁一切藉名苛派;改善平民生活,減免戰區田賦;節減行政經費至最低限度;敬_定了浙江財稅基調和改革方向。

  1、調整稅收機構

  首先,普遍設置稅務機關。1938年6月,省內各區設立稅務處,直屬財政廳;各縣設稅務分處,直屬各區稅務處,在適當地點分設辦事處或檢驗所。

  其次,設立查緝系統。浙江省政府分區設立查緝辦事處,分別辦理各區稽查事務,所有查獲案件交由各主管征收機構執行。

  其三,克服稅收工作積弊。一是清查過去賬目,清除田賦征收上缺串、虧款的積弊,規定一切稅收應入繳金庫。二是動員青年干部從事稅收工作,遴選高中以上的知識青年辦理稅務。省政府還提出了兩個口號:“納稅是人民抗戰中重大的貢獻!”“多一分收入,即多一分力量!”

  2、開辟新稅源

  1939年11月,浙江省政府“制定浙江省三年施政計劃”,其中第九條規定:“將省縣財政之基礎,清理公款公產,以增加地方收入,舉辦公營公賣事業,以裕庫收,發展地方經濟,以培養稅源”,次年1月正式頒布。

  抗戰前期主要創辦了三項新事業:卷煙管理、火柴公賣、食鹽運銷。省政府將進口或土制的卷煙、火柴由政府統制公賣。規定在貨價內除去統稅后征50%的公賣費,其中三分之一解繳國庫。至1939年2月止,每月收入40萬元以上。后來,公賣制度改為專賣制度;鸩窆u的具體做法是:外來的與境內的火柴,由政府收購后核定售價,當時出售的存貨一樣收登記費。1939年度,火柴公賣收入占全部歲入的20.65%。食鹽運銷,則是搶運銷售沿海存鹽,并對外銷鹽每擔加價若干以補助省財政,所有盈余與外銷加價共有240萬余元,造成財政上的一個特殊收獲。這三項收入創辦一年多已達1000余萬元。

  1941年,國民政府下令對鹽、糖、煙、酒、火柴等日用必需品實行專賣,以增加國庫收入。1942年5月1日,財政部設煙類專賣局,開始實行對卷煙的專賣。于是政府卷煙管理恢復了抗戰之前的做法。

  3、整頓舊稅

  1942年的十一項中心工作里,第二條明確規定為充實自治財政,對地方稅、捐、款、產等進行整理。

  (1)整頓營業稅和屠宰稅,提高稅率。繼1938年4月后,1939年9月浙江省再次調整戰時營業稅分類稅率;蛞誀I業資本額為課稅標準,或以營業稅總收入額為標準課稅,分類提高稅率。

  (2)1940年南京政府將田賦改為征實,同年10月,浙江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田賦改征實物及米折辦法》,次年3月施行細則出臺,規定全省1941年田賦繳納時實行征實。但由于所需的倉儲、運輸、配給等配套來不及準備,只得將賦額折成米,再按市場米價折算成法幣,故仍收法幣。此外,還整頓地方稅捐,將煙酒營業牌照稅改征普通營業稅。

  4、戰區征稅

  戰區征稅實乃恢復游擊區稅收。1939年起浙西各縣開始征收田賦,即田畝捐。除了田賦外,游擊區縣份還征收契稅、營業稅等。普通營業稅依照營業數額按月納稅;特種營業稅則改為特種消費稅,游擊區所征契稅、營業稅款,除撥征收費15%外,其余撥補地方。

  三、稅改成效評價

  全面抗戰爆發前,浙江1937年收支與預算不敷500余萬元。1938年壓縮概算,收支仍舊不敷,與預算相差800萬元。為此,同年發行1000萬元六厘公債。年底檢查發現收入較戰前略有增加,這表明許多戰時改革措施支撐了當時的局面。11月的《申報》報道浙江的財政動態為增辟稅源渡過難關,經濟事實上已經有復蘇氣象,反映出稅收改革具有一定效果。

  據記載,自1938年至1941年間的省財政收入是年年增加的。戰前(1937年)預算是2412萬,1938年是1806萬,1939年是4243萬,1940年是6265萬,1941年是8061萬。下面以營業稅為例。

  數據表明,抗戰期間營業稅收入逐年穩步增長。但是1940年下半年以后,物價迅猛上漲,通貨膨脹造成的貨幣急劇貶值。如將歷年營業稅收入數額按物價指數換算出貨幣實值數與中央接管前1941年度的收入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國民政府中央接管后的營業稅收入實際上是每年減少而不是增加。

  稅收改革后,前期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但稅收的增長是在犧牲民眾的利益上實現的,大大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在實行田賦征實后,1941年浙江省國統區僅田賦實征一項即達1384214石,1943年增至1672873石,這還不包括各縣的額外征收的鄉鎮公糧、捐獻、軍警副食差價、縣自衛隊經費、積谷捐等,除田賦外,其他各種名目繁多的捐稅也接踵而至。如龍泉縣自抗戰以來,各種捐稅“綜計每人每年平均需要負擔2380.4元,每戶9960元”,按當時市價折合成米,每人平均負擔大米68市斤,1936年每人平均負擔0.81元,折大米16.2市斤,因此,抗戰期間比1936年增加了3.2倍。

  總之,盡管浙江的稅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集中了全省財力物力,但是稅收改革存在諸多弊端,遭人詬病甚至反對。如田賦,實行田賦征實的本意是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控制糧價、調節民食,但卻給予辦理人員舞弊之機,反而增加了人民額外的負擔。他們利用衡量工具不準確、倉廒建造不完全,缺乏與忽視容器包裝,以及運價與運輸的不合理等情況進行徇私作弊,這些損耗補償增加了百姓繳納田賦谷數量,給承辦人員從中漁利之機。再如專賣制度,盡管專賣對浙江省財政幫助很大,但一切負擔轉嫁給消費者,初辦之時卷煙公賣就遭到很多人反對,外國煙廠和煙販抵制更厲害。而戰區征稅,增加了游擊區民眾的負擔,他們至少有“敵偽的”“游雜的”“政府的”三重負擔,那些間于敵我之間的地方民眾尤其遭受巨大痛苦,損失也更甚。此外,1942年整頓后的地方捐稅征收效果也不甚理想,僅屠宰稅收一項稍好;尤其是其他稅捐不免涉于苛擾,山地收益捐一項最受詬病,因為許多地方設關卡,百貨皆征稽,類似通過稅,導致了許多糾紛。

  抗戰勝利后,1946年3月4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地方行政報告決議案》。該決議案除調整了省的權責、縣的權責和有關省、縣機構的設置外,對充實地方財力作了原則規定。這樣,國民政府恢復了全面抗戰前的三級財政體制,即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收支系統。

 。ㄔ妮d《近代中國》第31輯,篇幅1萬余字,有刪節)

  熊彤,女,湖南湘鄉人,浙江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和地方黨史研究。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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